10月25日，正义的法槌再一次落下。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做出重审一审宣判，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悉数产业。庭上，年仅5岁便遭其拐卖、亲生父母双双沉痛早逝的受害者杨妞花，亲眼见证了这名无恶不作的罪犯面临判定时“无精打采、双手颤栗”的姿态。虽然余华英当庭提起上诉，此案的司法审理程序还将持续，但此次判定无疑都具有适当重要的标志性。
上一年9月，余华英于本案初度审理的一审中，现已被判处过一次死刑。本年早些时候，拐卖婴幼儿多达11人（加上前罪共14人）的王浩文，也由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。加上此前现已伏法的张维平、周容平，近年来，已有至少4名“人贩子”被判处死刑。这几名被判死刑者的共同点，在于其拐卖儿童的数量极大，且均为主犯、累犯，情节特别严峻。虽然在既往司法实践中，拐卖儿童案里的大都被告，都不至于被判死刑，但上述几人的罪过实在太严峻，法院对其判处死刑，完全契合刑法第240条的规则。就法律法规而言，他们咎由自取，就天理人情而言，死刑判定更可谓皆大欢喜。
一向以来，关于拐卖儿童违法的量刑规范，社会舆论一向多有评论。尤其是关于是否应当判处“人贩子”死刑的问题，更是常常引发剧烈争议。一方面，在各类违法活动中，拐卖儿童无疑归于性质最恶劣的类型之一，其构成的成果之惨烈、余波之深远，或许远远超乎违法者的幻想。因而，不论是受害者及其家人，仍是广阔民众，都对此类违法疾恶如仇，以为非严惩不足以平民愤。但另一方面，从刑法条文动身，拐卖儿童罪的量刑起点为五年有期徒刑，除非契合“情节特别严峻”，不然最高判处无期徒刑，别的若对拐卖儿童违法一概判处极刑，也或许影响违法分子逼上梁山，阻止对被拐儿童的挽救作业。
面临争议，要完成社会效益的最大化，司法不能完全倒向任何一边，而应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既对违法分子施加有力的惩办与震撼，令受害者得到宽慰，也保证符合份额、宽严相济的法治原则能得以完成。对此，各地法院近年来有挑选地对单个罪孽深重的“人贩子”依法判处死刑，就是一种有助于找到这个“平衡点”的司法实践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余华英此次承受再审一审，是之前初度审理中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的成果。有人或许会问：已然余华英其时就现已被判处死刑，法院又何须重走一遍流程？其间原因，在于初度审理中，余华英存在未被申述的漏罪——其时，余华英只是被控拐卖11名儿童，检方后来才发现，她至少涉嫌拐卖17名儿童。
虽然余华英此前现已被判处极刑，其违法情节再怎样加剧，也无法让她得到更重的惩罚。可是，正如相关新闻报道所言，“拐卖11名儿童被判死刑，死刑判定包含的是11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，因拐卖17名儿童被判死刑，则包含了17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。”就此而言，重审余华英案当然不是“多此一举”，而是充沛完成司法正义的必经之路。也只要让这些人的罪恶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，才干构成更有用的社会演示效应。
和更早之前比较，近年被判处死刑的“人贩子”显着增多，但仍然遭到严厉的规范束缚，保证违法分子的惩罚与其罪过相符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余华英先后两次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，既给了杨妞花以及其他一切被拐儿童一个告知，也是对一切拐卖儿童的违法分子宣布的警吿。初犯从犯、自动投案，能够重新做人；无恶不作、各样狡赖，必定严惩不贷！
撰文/杨鑫宇
修改/黄帅
来历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